[43] 参见宋华琳：《中国政府数据开放法制的发展与建构》,《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
[13] 所谓官批民调，是指当案件进入官府诉讼程序，官府认为案件情节轻微，不值得传讯、审判，或认为事关亲族关系、伦理道德、社会风俗等，不便公开传讯，就会批令保甲、宗族、乡绅、行会等组织或人员进行调处，然后把调处结果回禀官府并销案，在这一过程中官府只进行原则性的指导并对调处结果予以确认，以使调处结果发挥效力。加强党建有利于强化党的政治权威，能够一以贯之地贯彻党的改革意图和方略，组织和引领基层治理以自治为核心、以法治为保障的改革，把握正确的改革方向。
[17] 参见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一卷），李秀清等点校对，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17-118、122-126页。因此，在实践中，基层社区党组织与居（村）委会通常合署办公或存在密切关系。立足于中国国情的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反思新中国建国以来基层社区治理历史轨迹，以史为鉴，也就不难理解当前基层社区治理为何加强党建引领并以此推动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因此，现代基层社区应当立足于陌生人社会基础上实现社会共同体转型，发挥社会多元力量，促进共同体社区回归人性，重建乡规民约权威、重塑以礼求和理念，[15]形成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31] 参见李昌庚：《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拷辨》，《青海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第26页。
[29] 2017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要求推进城乡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1954年，我国颁布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等规定。除此以外，就是社区自治，交给市场和社区。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关键词: 基层社区治理 自治 困惑 社会转型 国家引导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4月视察武汉市强调，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放到社区。[19]后因国内时局动荡，清廷为缓解国内尖锐的政治局势，将施政重点着眼于中央层面的宪政改革，无暇顾及地方自治等事项，允许各地在推行地方自治工作时可以不按照既有七年之规划，自行筹办。而上述居（村）民自治议事机构或组织形式则更多承担了居（村）民自治功能，同时也具有培育和训练基层群众民主法治思维及其自治能力的功能。
[33]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考虑到居（村）委会产生过程中协商民主的必要性，比如基层党组织或街道的提名或推荐，以及基层党组织与居（村）委会合署办公及其交叉任职等。传统基层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主要依据儒家伦理、宗族宗法、乡规民约等所进行的乡里自治。
[35] 由此可见，基层社区治理没有一层不变的固定模式。明代的乡里调解人主要是老人和里甲长。根据南京市民政局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实施办法》规定，社区社会组织建立党建工作指导站，探索建立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考核激励机制等。比如政府通过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方式满足基层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等。
也就不难理解袁世凯当政时为何暂停清末由他发起推行的地方自治改革运动。印度推行的全国性社区发展计划等。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单位在整合城市社会资源、行使城市管理职能上发挥的是主体作用，街居组织只是必要的辅助和补充。德治的道德教化功能在法治基础上逐渐摆脱道德说教的伪化嫌疑问题，成为一种自律性的精神信仰与追求，从而与法治一并保障自治这一核心要素。
从理论上说，社区居（村）委会应当通过直接选举产生，但在实践中，居（村）委会成员及其主任候选人往往主要通过基层党组织提名或推荐，以及街道（乡镇）党工委考察和选定，再经居（村）民代表大会选举确认。[2] 周庆智：《基层社会自治与社会治理现代转型》，《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4期。
（六）法治成为社区自治的根本保障 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到2035年左右，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对此，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国权不下县以及自治靠伦理。
[25] 参见杨海坤、曹寻真：《中国农村自治的历史根源、现实问题与前景展望》，《江淮论坛》2010年第3期。[26] 参见王玉霞、李灵异：《中国农村治理结构变迁与现实观照》，《河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民营企业党建调研中强调，加强企业党建不是干扰企业正常经营，而是加强和提高党员职工素质和自身修养，自觉遵守企业规章制度，支持和服务企业经营管理，从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30] 参见周庆智：《权威主义基层治理---以深圳罗湖质量党建为例》，《求实》2016年第10期。此乃是当前基层治理现代转型所面对的结构性障碍和难以平衡的内在张力。1999年，民政部开展了全国社区建设试验区工作，并制定了《全国社区建设试验区工作实施方案》。
比如加强党建与基层自治的关系、基层党组织与村（居）委会的关系、加强党建与法治的关系等。自此，我国现代基层社区之乡政村治的基层管理体系初具成型。
以党治逻辑要求改造传统的皇权不下县和地方自治等横向分权治理模式，建构起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权与党权纵向双规治理的新模式，[21]期望可以有效团结社会、凝聚国家，[22]并通过国家引导以此训练民众素养、改造基层社会，最终达致宪政下的地方自治目的。在官府主导控制下，我国传统基层管理以儒家倡导的礼或德为指导实行有限乡民自治。
参见许宏刚：《乡政村治：农村社区管理的新模式》，《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第8期。1954年，我国颁布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等规定。
[7]与县域以上中央绝对支配下层级严密、体系架构治理格局相比，传统乡村组织体系呈现出半官方的特点。于是，诸如乌兹别克斯坦传统的基层社会组织--马哈拉被又一次整合进乌兹别克斯坦正式的网络中，用来作为一个社会控制与凝聚的工具，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原苏联时期共产党网络的消逝。[28] 所谓乡政村治的治理体系，是指在国家乡（镇）一级设立基层政权，并依法对其进行行政管理。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向城镇以及沿海发达地区，许多农村尤其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农村出现了农村空心化和凋敝现象，村委会、基层党建逐渐弱化。
[14] 肖卜文，陈瑞来：《清代官批民调制度与基层社会治理》，《文史博览（理论）》2010年第11期。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减少村委会管治的任务，增加服务性与组织性任务。
3、加强党建是提升党组织及其党员素质的需要。而这些问题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又并非单纯法治所能解决，从而直接影响到基层自治功能的实现。
这也意味着北洋政府推行的乡村自治改革运动很快就因功能发生异化而走向消亡。但在社会转型期，基于中国国情，基层党组织与业主委员会、各类社会组织也或多或少存在诸多关联。
此即是我们常说的基层治理的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2）传统基层社会组织体内部成员地位仍带有一定等级差异。[5]比如明朝朱元璋结合自身经历，更加重视乡里自治，严禁官吏插手乡村的日常事务。尤其基于历史传统的后发型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的稳定性考量，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更应当有历史担当。
连接这两种秩序的主要是乡绅阶层，包括地方精英主导的宗族、商会和同乡会馆等，以及相应的儒家伦理、宗族宗法、乡规民约等，从而沟通皇权秩序和乡土秩序。（三）居（村）委会与村民小组理事会、村（居）务监督委员会等组织的关系 从法律层面来看，居（村）委会是基层社区法定自治组织。
如果充分认识到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乡村自治改革运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人民公社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就会得出中国基层社区治理必然有其自身轨迹和特色的结论。[34]其中，蕴含着两层含义：一是通过党建确保法治改革的正确方向及其效能。
摘要: 如果说传统封建帝制时期是受特定条件和环境限制的低层次自发性乡民自治，那么清末民国以来乡村自治改革则是在国家引导下走向自治现代化的一种探索。与此同时，我国作为后发型发展中国家，既面临着农村及其郊区城市化过程，也面临着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的城市郊区化过程，处于城市郊区化和郊区城市化并进过程，因而会产生一些新的城市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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